在很多年轻人看来，中医是遥远的，神秘而不可信。

　　殊不知，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是在中医中药的庇佑下，生命得以繁衍，身体得以康健。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中医文明之河顽强地流淌着，至今仍在滋养着华夏儿女。

　　其实，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阿拉伯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埃及医学……，然而它们又都先后枯竭、相继消亡了，惟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中医学还在流动、还在生长。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达的当今世界，人类在享受到现代医学带来的福祉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带来的新的痛苦。在高科技的“双刃剑”面前，人们不由得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医中药。那些对东方、对中国的古老文明还比较陌生的西方人惊异于中医的神秘理论和神奇疗效，在无奈中看到了些许希望，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走进中国、走进中医。

　　中医的力量是无形而实在的。当今的中华大地上，还有2900多所县级以上中医医院，每天接诊着成千上万的患者；还有近30所中医高等学府，十几万莘莘学子每天都在朗朗诵读着中医的古老经典。从大洋彼岸到欧亚大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中药的芳香、针灸的神妙……

　　为什么中医中药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有如此强大的魅力？让我们从中医奇特的文化中寻找答案。

    小小银针的震撼

　　1972年初夏的一天，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也就是现在的仁济医院）手术室无影灯下，医生们正在为一名儿童施行体外循环心脏内直视手术，奇怪的是这次手术没有按惯例先注射麻醉药物，而是在患儿身上扎了几根银针。这名儿童也没有处于全身麻醉的昏迷状态，而是非常清醒地看着医生在自己身上动刀。主刀医生问他：“痛吗？”他回答：“不痛。”……是什么力量使这名儿童不知疼痛？原来就是这小小的银针！原来是针灸麻醉的神奇！1982年以后，卫生部开始对各种针刺麻醉进行鉴定，首先通过了针刺麻醉甲状腺手术，这是我国针麻史上第一个经部级鉴定的针刺麻醉成果。其后，针刺麻醉下的胃大部切除术、肺切除术、颅脑手术、子宫切除术、颈椎前路骨科手术等，都通过了鉴定。一根小小的银针引起了世界的震惊。

　　针灸的效果是令人惊叹的。针灸不仅可以用于麻醉，还可以用来治疗多种难治疾病。早在2400多年以前，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发生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大事：虢国太子死了！举国上下正在隆重地准备安葬仪式，这时名医扁鹊恰好路过，看到了这一场景，他在问了发病死亡的情况后，立即说：“太子并没有死，我可以救活他。”旁边的大臣根本不相信扁鹊的话，说：“你这种荒唐的话连小孩也骗不过。”扁鹊对虢国君主说：“太子得的是一种叫‘尸厥’的病，其实并不是真死。” 虢君央求扁鹊救他的儿子，扁鹊让弟子先把石针磨锋利，然后他把锋利的石针刺进了太子的头顶，不一会，太子就苏醒过来了。这个“起死回生”的故事被收入了《史记》。扁鹊也就成为第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

　　另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华佗，也有一个神奇的故事。1800年前，魏国丞相曹操患了头风病，每次发作，头部剧烈疼痛难以忍受，遍求名医都没有办法，后来找到了华佗，华佗只用银针一刺他就不痛了，每次都是这么神验。以至于曹丞相决心要华佗做他的专职侍医，华佗没有同意。于是一幕悲剧发生了，这位出生于安徽亳州的丞相，一怒之下，杀了这位名医同乡。虽然事后曹丞相后悔不已，但一切都晚了。

　　几千年的医疗实践证明，针灸可以治疗300多种疾病，对100多种疾病疗效较好。世界卫生组织1979年首批公布针灸疗效较好的病症有43种。在当今社会，针灸仍广泛运用于治疗中风、瘫痪、关节炎、风湿病、各类疼痛，治疗神经、运动、消化、循环、呼吸、泌尿、生殖等系统的疾病。除了治病，国内外还盛行用针灸减肥、美容、戒烟、戒毒。

　　针灸的发明是伟大的。在我国的历史传说中，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是中医针灸的发明人。伏羲氏不仅画八卦，结绳为网，教民田猎，而且“尝百药而制九针”（《帝王世纪》）、“尝草制砭”（《路史》）。砭就是砭石，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医疗器具，最早的针是用石头做的，写作“（石＋咸） ”，又称“（石＋咸）石”，后来才改用金属针写作“鍼”。石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可用来刺破臃肿、排放脓血。后来又发明了“九针”——九种针具，现在针灸科大夫所用的针是其中的一种。

　　针灸的神奇与经络理论是分不开的。因为针灸要按照经络来操作。有专家说：“经络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按中医古籍的说法，经络是气血的通道，是连接人体内脏和肢节、上下内外的网络系统。经络遍布全身，循环运行。人体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功能就是靠经络来保证和调节的。没有经络就没有生命。可是经络究竟是什么？

　　经络是一棵生命树！

　　树有树干、树枝、树叶。树干、树枝、树叶是靠什么传递着生命的信息以维持自己绿色的生命？靠的是一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种东西，中国人把它叫着“气”。“气”是物质、功能、信息的三位一体，有了生命才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生命。生命是需要传递的，传递“气”的通道就是“经络”。“经络”同样是无形的，但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有稳定的方向和路线，就如同飞机飞行的航道。“气”因为有了“经络”而流动，人的生命之树因为有了“气”的流动而长绿。

　　经络是一个迷人的科学问题。不少科学家认为经络问题的最终解决完全可以拿诺贝尔奖。20世纪60年代，朝鲜的一个科学家宣布揭开了经络的秘密，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然而各国科学家们终于发现这是一个骗局，结果这位金先生无地自容，跳楼自尽。中国的科学家们当然不甘示弱，1991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一项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项目——攀登计划，经络的研究被列为首批12个项目之一。

　　对经络研究的成果是大不相同的，有人说：经络是神经。有人说：经络是血管。有人说：经络是结缔组织。有人说：经络是特殊的细胞膜。还有人说：经络是表皮传导的缝隙连接通道。还有很多说法，然而至今还没有一种得到科学界普遍承认的结果。或许经络是中国古人运用当时的人文、科技知识所做出的一个永远无法证明的伟大假说？或许经络蕴含的丰富的智慧是不能用纯粹的现代科技解释的？或许随着后现代复杂性科学的进步，经络之谜将会在21世纪的某一天得到最后的破译？我们期待着。

    神医神术：武侠小说的真与假

　　在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神医的形象是不可或缺的。而真正的武林大侠又都兼通医道神术：经络点穴、运气疗伤、柳枝接骨、秘方去毒……

　　在这个成年人的童话世界里，我们不会怀疑这些医术的真假。可是一回到现实，又有多少人信以为真？

　　其实不少医术在古代的权威性史书中都有记载，在当代现实生活中还在运用。

　　柳枝接骨，据说这是中国古代医学不传之秘，在傅青主《金针度世》书中有记载。把剝剩了皮的柳枝整成骨形，柳枝中間打通成骨腔狀，然後安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間，代替被切除的骨头，在安放時，木棒的两端和骨头的兩個切面都塗上热的生鸡血，再把一种能生长肌肉的“石青散”撒在肌肉上，把肌肉缝好，然後又在接合部位上敷上接血膏，夾著木板以固定骨位。植入骨中的柳枝,会被钙化,成为骨骼。

　　自然的植物成为人体生命的延伸。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人与自然，通过这根柳条得到了融合。或许这就是中医的魅力所在吧。

　　现在柳枝接骨虽然已经很少运用，但接骨、正骨技术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天人合一”的思想还深深地根植于正骨技术之中。嵩山少林寺、湖北武当山等佛教、道教圣地，僧人、道士还在一边苦练武术，一边学习治伤方法。武僧、武道们都有秘传的跌打损伤妙方、妙法。而以治疗为生的骨伤科医生则更是在继承先辈秘法基础上做了创新。

　　尚天裕，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骨科专家，1958年创立了小夹板局部外固定法，这是一套动静结合、内外兼治的治疗骨折的新方法。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早期功能锻炼，使骨折愈合期比西医缩短三分之一。

　　古都洛阳东郊的一个小村——平乐村，郭氏祖传正骨发源于此，原来还在大槐树下、大门楼内为病人治病的平乐正骨，如今不仅成立了正骨学校、正骨研究所，而且还成立了一所现代化的洛阳正骨医院。在正复手法、固定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北京的近郊，有一位百岁老人双桥老太太，稍微上点儿年岁的北京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在医学界，她是公认的中医正骨专家；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她是捏骨神医、华佗转世。在她八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上至国家领导人、外国首脑，下至平民百姓、外地民工，经她亲手治愈的患者就有数万人，老人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般的色彩。她１９００年出生在河南省夏邑县的罗楼村，是有３００年的历史的罗氏正骨法的第五代传人。罗氏正骨法的主要特点是：手法诊断，手法治疗。在对骨折、骨关节脱臼、颈椎综合症、椎间盘脱出、软组织损伤、骨质增生、多种腰疼病的治疗上，显效快、治愈率高，深得海内外患者们的信任。她的名字叫罗有明，“罗有明这个名字还是周总理给取的呢！”老人家至今说起这段往事仍然记忆犹新。

　　老人用手法正骨，体现了由外治内、内外相通的整体思想。这不由得使我想起21世纪初一部风靡海内外的电影——《刮痧》。

　　《刮痧》说的是一个发生在美国密西西比河畔圣路易斯城的故事，主人公许大同先生五岁的儿子丹尼斯闹肚子发烧，在家的爷爷因为看不懂药品上的英文说明，便以中国民间流传的刮痧疗法给丹尼斯治病，而这就成了许大同虐待孩子的证据，接连不断的灾难恶梦般的降临，原来美好幸福的家庭转眼间变得支离破碎，努力多年以为已经实现了的美国梦被这场从天而降的官司彻底粉碎……

　　电影《刮痧》“刮”出的其实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它既是浅层次的习惯差异，更是隐藏在背后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对待丹尼斯闹肚子发烧，西方人要用内治法，中国人则用外治法。

　　中国大哲人老子说过：“道法自然”。

　　刮痧和手法正骨、推拿、按摩以及柳枝接骨等一样，这些中医的重要外治方法，都是自然疗法，表面上看只是“医术”，可是在深层次上却是“医道”，是一种自然之道。外治以中医经络学说作指导，通过外治方法达到内治目的。通过疏通经络，打开体内邪气向外排泄的通道，而驱除了体内的邪气，那么正气自然就上升了、加强了，人的身体也就健康了。中医有一句名言：“有诸内必形诸外”。内在的疾病一定会反映在外表，所以通过外在表现可以揣测内在的病理变化，这叫着“司外揣内”。同样通过外在的治疗也可以达到内在治疗的效果。外治法不用药物，没有药物毒副作用，这种“非药物疗法”、“自然疗法”引起了当代人的关注，正在当今世界兴起。

    用药如用兵

    为什么同一个病，去找不同的中医师，往往会有不同的诊断？会开出不同的处方？其奥妙之处大概如同用兵作战。

    中医常常把用药之法比喻成用兵之道。病患有大有小，小病可以耗精，大病可以伤命，就像一个敌国。药物就是攻打敌人的士兵。一定要知己知彼，在多种攻打战术中选取一种最佳战术。传经的邪气，要先夺取敌人还未到达之处，斩断敌人的要道；横暴的疾病，要保住我方还没有丧失的疆土，守住我方的城堡。《孙子兵法》十三篇，其实已经说尽了用药治病之法。用药用兵的精妙，是五千年来中国人苦苦求索的结果。

    五千年以前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者炎黄二帝，发明了中医中药。

　　炎帝神农氏开创农业和医药，砍木为耜，揉木为耒，教民播种五谷，又尝百草五味，一日遇七十毒，而兴医药。《史记·三皇本纪》说：“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氏生活的时代大约是我国原始社会的农耕时代，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食用植物的培植，药用植物逐步被发现。因此神农氏被后世尊为中华医药的始祖，也就理所当然了。

　　黄帝轩辕氏更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他不仅发明了舟车、宫室、指南车，命令仓颉创制文字，大挠制定干支，伶伦制作乐器，黄帝的妻子嫘祖教人养蚕，而且还发明了医学。传说他和自己亲近的大臣岐伯一道创制了《黄帝内经》。所以中医药学又被称为“岐黄之术”。

　　炎黄发明的医药到了商汤时代有了一个重大的飞跃，那就是汤王的宰相伊尹创制了“汤液”——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汤药”。“汤液”的出现表明药物的使用已经告别了单味药——单枪匹马的时代，开始转向了大规模集团军作战。

　　在托名黄帝的中医学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和托名神农炎帝的中药学第一经典《神农本草经》里已经阐述了运用药物“集团作战”的道理，那就是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的理论。

　　把单味药组合成一个“方阵”，中医把它叫着“方剂”，方剂学鼻祖是“医圣”张仲景。他是河南南阳人，处在东汉的末年，做过长沙太守，当时宦官当权，政治黑暗，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战火绵延，天灾频仍，所以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他的家族原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以来，不到10年时间，就有2/3的人因疾病相继死去，而其中因感染伤寒病的竟占了7/10。这种家破人亡的惨象，使张仲景非常悲痛。为了战胜这种疾病，给人民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他一方面“勤求古训”，认真钻研《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医学著作，吸取前人的理论精华，一面“博采众方”，广泛搜集整理民间流传的经验方药，参考各家医方，在临床实践中加以运用和检验。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劳动，终于在他晚年完成了《伤寒杂病论》，这一医学巨著包括“伤寒”和“杂病”两部分，后又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分别载113方、262方，用药分别为87种和116种。这些原方一直被后世当作“经方”使用，1700多年来的临床实践证明，这些经方的疗效非常显著。直到今日，不仅在国内医家，而且世界上特别是亚洲诸国如日本、朝鲜、越南也仍在广泛应用，其中不少方剂还制成了成药。使用张仲景方的医家还被称为“经方派”。

　　《伤寒论》有一个有名的方子，叫“麻黄汤”，共有四味药组成，其中麻黄是君王，桂枝是宰相，杏仁是佐臣，甘草是使者。麻黄发表散寒，桂枝和营资汗，杏仁宣肺降气，甘草调和诸药。如此布阵，共同对付风寒表实的敌人。

　　“药圣”李时珍，这位被联合国纪念的世界十大杰出科学家，不仅是一位药物学家，而且也是一位用药组方的医学家。他出生于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14岁考中秀才，以后三次考举人，三次都落榜了。从此，他就决心随父亲李言闻学医，不再去应考了。31岁，他治好了楚王儿子吃灯花的怪病，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正，掌管王府的良医所，不久又被推荐到京城太医院任职。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感到历代的药物学著作存在不少缺点，为此，他托病辞去了太医院的职务，回到故乡全力重修本草，从35岁开始动手编写《本草纲目》。他历尽艰辛，化了27年工夫，终于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这时，李时珍已经是61岁的老人了。

　　《本草纲目》不仅记载了1892种药物，对每一位士兵——药物做了详尽的分析，说明了它的产地、形状、颜色、气味、功用，而且记载了11096首方剂，其中很多方剂是李时珍的发明，从中可以看出药圣用兵攻敌的高超战术。

　　中医把大黄比喻成将军，把甘草比喻成国老。有一位上海名医发明了一张方子，叫“将军斩关汤”，用于治疗妇女经血淋漓不断或血崩虚中，方中用了“将军”大黄，大黄兼有止血、消瘀、凝血的功效，是统帅，但单枪匹马还是不能取胜的，还要统领一些祛除瘀血、滋补肝肾、补脾益气的 “战士”。只有互相配合，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森林和树木：中西医治病的异同

　　SARS，新世纪人类遭遇的第一场瘟疫灾难。当它突如其来的时候，中医和西医调动起自己所有的智慧勇敢地面对。这时他们的智慧通过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来。西医采用微观、精确的方法寻找SARS的病原体，现在找出是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然后运用最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对这一病毒进行测序，接下来就要筛选、开发能杀灭这一病毒的药物；中医则用宏观的、辩证的方法，不管它是什么病毒病菌，都是一种邪气，“非典”属于温病范畴，根据症状、体质等信息，就可以辨别出不同的“证”。然后对“证”下药。西医采用对抗性治疗，需要找出敌人，然后制造出针对性的杀伤武器去杀灭敌人；中医不采用对抗治疗，而是用药物增强体内的正气，调整人体的自组织能力，让机体的正气——自组织能力营造出一个病毒不能生存的内环境。

　　有人说：“中医是治病的人，西医是治人的病。”也有人说：“中医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西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说法过于尖刻了，不过中医重视宏观的“森林”，西医重视微观的“树木”，倒也是事实。

　　西方人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看待问题，中国人用整体思辩的方法看待问题。中医把人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在中医看来，人体内部是一个整体，人体与外部环境也是一个整体。人体内部的各结构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各功能之间是互相协调、互相影响的。人和自然环境之间也是密切关联的，中医历来重视人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联系，重视季节、昼夜、地理环境等对人体的影响。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东方思想。这种整体思想贯串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治疗和养生等所有领域。

　　对待疾病，中医学是辨别“证”，西医学是辨别“病”。“证”是整体的、宏观的“森林”，“病”是具体的、微观的“树木”。过去，中医在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精密的检验仪器的情况下，发明了一套独特的诊断、治疗疾病的方法─—“辨证”。首先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收集病人反映出来的客观信息，然后根据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一总纲领，对脏腑、气血以及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进行综合、分析、归纳，以寻找病证的根源和病变的本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最后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这一过程，中医称之为“辨证”。根据辨出的“证”，然后就可以确定适当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方剂。

　　神医华佗曾给两个都患了头痛身热、症状完全相同的病人看病，在给他们开方时，一个用了泻下药，一个用了发汗药。有人大惑不解地问华佗：“为什么同样症状却要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华佗说：“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内实证，一个是外实证，所以要用不同的治法。”到了第二天，两个人的病全都好了。在中医看来，不同的病症，可以是同一个“证”，也就可以采用同一治疗方法；相同的病症，可以是不同的“证”，也就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第一部辨证论治的临床医学经典。它系统创立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其中以六经辨证治疗伤寒，以脏腑辨证治疗杂病的，使中医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辨别病“证”是不是准确，直接关系到用药处方的效果。

　　当代名医蒲辅周先生，曾治疗两个消化性溃疡的病人。一位38岁的男子，有胃溃疡和胃出血史，近期由于劳累过度，加上路遇大雨，喝了一点冷葡萄酒，突然吐血不止，急忙送到医院治疗，经西医治疗两天后，大吐血仍没有停止，恐怕引起胃穿孔，决定立即手术。患者家属有顾虑，半夜请求蒲辅周处方止血，蒲老用张仲景的“侧柏叶汤”三味药让病人煎服。第二天，病人吐血渐止。蒲老在前方基础上，加了西洋参、三七，又调理了几次。治好了病人的溃疡病，以后没有再复发。又有一位42岁男子，患有十二指溃疡已经13年，大便潜血阳性，脘腹疼痛，空腹时更是疼痛难忍。曾找过多位中医诊治，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请蒲老治疗，蒲老给他开了张仲景的四逆散合左金丸，后又进行几次药物加减，彻底治好了他的溃疡病。

　　这两个病例，都属于西医所说的消化性溃疡病，但蒲老根据不同的病情，区分两者属于不同的“证”，一个是胃寒血瘀伤络证，一个是肝胃不调兼湿热证，所以分别用了温通胃阳、消瘀止血和疏肝和胃、清利湿热的方法，因此收到了很好的疗效。

　　中医看病是直观的、形象的，重视直觉体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不是从解剖形态出发，而是从功能出发。与动态功能相比较，实体的结构形态是不重要的。比如说中医讲“脏象”而不讲“脏器”，讲“气”“阴阳”而不讲“形”，讲“经络”而不讲“神经”。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脏象”、“气”、“阴阳”、“经络”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不是由实证、实验方法得出的。“脏象”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如中医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左肝右肺”，这并不是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都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都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中医诊断辨证是否高明与这个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有密切关系。

    庸医与良医

　　周恩来总理曾患有癃闭证，无法顺利排尿，十分痛苦，请了很多医生，吃了中药西药，但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请蒲辅周先生给开了两付中药，总理服后，病就好了。总理问蒲老：“为什么您给我开的药特别灵呢？” 蒲老说：“别人把您当总理医，我把您当病人医。总理的病不是医生可以治的，病人的病却是医生可以治的。” 蒲辅周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经常要参加政协活动，但这位70多岁的老人却很少要单位派专车接送。为了照顾老人，国务院特地在景山东街给老人安排了一套住房，但蒲老坚持不去，仍住在广安门医院的宿舍里。他说：“我是一个医生，我不能离开医院。”

　　蒲辅周先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当代“良医”。要想成为一个“良医”，医术的高明固然重要，但医德的高尚往往更加重要。

　　中国古人有一种理想，就是“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这是因为“医生”跟“宰相”一样也是一种“仁术”，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治国，一个治人。虽然西方也很重视医生的仁爱道德，但却没有提到这么高的程度。

　　“杏林”是中医的代名词，医家常常自称“杏林中人”。这一典故源于与华佗、张仲景并称建安三神医的董奉。据《神仙传》记载：董奉在庐山行医济世，为人治病，从不索取酬金，每当治好一个重病患者时，就让病家在山坡上栽五棵杏树；看好一个轻病，只须栽一棵杏树。几年之后，庐山一带的杏林多达十万株之多。杏子成熟后，董奉又将杏子变卖成粮食用来赈济庐山贫苦百姓和南来北往的饥民，一年之中救助的百姓多达二万余人。传说董奉曾治好一只老虎的病，后来这只老虎为这片杏林守护，这就是“虎守杏林”的故事。董奉行医济世的高尚品德，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庐山一带的百姓在董奉羽化后，便在杏林中修建了杏坛、真人坛、报仙坛，祭祀这位仁慈的道医。后来人们喜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这类话语来赞美象童奉一样具有高尚医德、精湛医术的大医。

　　在陕西耀县，有一座平常的山，却因为一个不平常的人而成了众人朝拜的圣地。这座山就是“药王山”，它是为了纪念“药王”孙思邈而改名的。药王山上的药王庙从唐太宗皇帝拜真以来，每年“二月二”都要在此起会十天，最高潮时游山人数每天可达五万余人，热闹非凡。孙思邈 “真人”是一个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苍生大医”，又是一位活了141岁的养生专家。他不为名求，不为利惑，不为禄位所诱，先后三次拒绝帝王的征诏封官，深入民间，精心研究医药，穷搜民间方药，矢志为民医病，普救苍生。在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孙思邈的传说。孙思邈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而且留下了“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至理名言。他的“大医精诚”——医术要精、医德要诚的遗训，早已成为历代医家的座右铭。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物质、精神生活大幅提高，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人的疾病谱发生了结构性变异，现代综合征、癌症、心身疾病、医源性、药源性疾患不断产生，迫使人类痛感现代医学的局限性，一个“回归自然”、“绿色消费”的浪潮正在兴起，整体医学快速崛起，国际上出现了中医中药热， 中国传统的“整体医学”——中医学在弥补现代生物医学的不足方面将发挥作用，中医中药的复兴将在21世纪再现曙光。《国家地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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